本文只是中医专家陈家功基于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疫情观一个理解，讨论的不是技术性具体方法，主要是宏观观念，以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原则与方向问题。或许与某些“专家”看法有所不同，甚至相反，谨供参考。

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指的是年冬季，首发武汉而向周边蔓延，以肺系症状和体征为主伴有全身酸痛和/或发热、有的伴随呕吐腹泻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具有传染性疾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西医学的命名（诊断），不是中医学的称谓。西医认为，疫情的来路是“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且，具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去路，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对症、支持治疗发病者；防控的对象是“病毒”，特异性治疗的目标是“病毒”。

体质类型，决定“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学称之谓“疫疠”。中医认为，疫情的发生与形成——来路主要是三大因素叠加的结果，三大因素分别是:“疠气”、“物候”和“体质”，其中，“物候”与“体质”的恰合是疫情发生的条件，而“疠气”、“物候”人为不可以改变，“物候”，人类只能静待大自然本身内在演变。

疫情，指的是“疠气”在“物候”与“体质”恰合条件下引发的群体性、传染性疾病。如果是正常的寒冬、如果“体质”良好或“体质”不适合“疠气”生存与运行，疫情就不会发作。“疠气”常有而“物候”与“体质”恰合的条件不常在，假如抽掉任一个条件的话，“疠气”就失去生存与运行的机会，就不会发生疫情。

中医观念认为，疫情防控的对象是“疠气”赖以生存与运行的条件，防控的目标是“体质”——易感人群。“物候”与“体质”——易感人群，是“疠气”赖以生存与运行的条件，“物候”不可改变，防控的重心只能是“体质”——易感人群，防控原则首要的是治疗、隔离已发病者，其次，是筛选与管理易感人群。

体质，包括体质类型与体质状态，体质类型决定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性。何种类型体质是“新型冠状病毒”易感群体呢？目前倾向认为，主要是痰湿体质，痰湿有寒湿与湿热之分，“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可能是以寒热夹杂多见。中医观念，“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去路，治疗、隔离发病者，筛选管理“痰湿”类型体质之人，而不是力图“杀灭”病毒，试图“切断”病毒传播——追踪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直接、间接接触者进行隔离。痰湿体质的筛选，可以根据中医指导自我筛选，也可以中医临床筛选。对于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者，“审证求因，辨证施治”。非痰湿体质群体，保持必要的戒备状态。

西医疫情观存在原则性、方向性的缺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来路与去路，西医与中医的认识观念各不相同，存在原则性与方向性重大的分歧。不同的观念，决定了不同的防控原则和方向，决定了不同的防控方式和措施。

采信西医观念还是中医观念，并不取决于医学的本身，而是取决于话语权，取决于国家相关决策部门认同与接受何种医学观念。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医疗机构、主流媒体等，采信的主要是西医观念，某种范围和某种程度接受中医方法的临床治疗。国家层面，能否接受中医观念防控疫情，还不明朗，有待观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西医观念是否是唯一的、或最佳的选择？疫情防控的西医观念是否有问题？国家层面，理当以何种医学观念防控疫情？这是不容回避的原则性与方向性当下的现实问题。

如所共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西医毋容置疑的看法，这个认识似乎成为当前主流定论。对此，倘若稍做独立的思考，且不需要医学专业知识，就会发现西医观念的疫情认识是有问题的。逻辑上看，西医观念的疫情认识，将“新型冠状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来的条件关系，人为地等同或者偷换成“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指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是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或者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者一定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却未必都会发病。至于是否发病，并不完全取决于“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外在的、单一的因素，不可否认，受感染者自身的体质，是发病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因果关系指的是，条件与结果的唯一性，即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就一定发病，这与事实显然不符。

线性思维是西医的基本思维，显然存在着逻辑缺陷，譬如，“流行性脑膜炎”（流脑），西医认为是“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一种流行疾病，业已成为共识与定论，被西医学术共同体认同和社会接受，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其实，同样是将“流脑”的外在因素——“脑膜炎双球菌”认定为发病的原因，忽视发病的体质内因。西医话语权，建立了当今社会的医学观念，接受认同了西医观念，似乎很难再去怀疑西医观念存在的缺陷。

学术而言，考察西医的疫情观念，我们看到了逻辑缺陷，并且，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缺陷。现实而言，西医的疫情观念，难免造成集体性的误判。历史将会告诉世人，观念，决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效果与结果。

重新严谨地、深刻地反思疫情防控的西医观念，调整、纠正西医观念指导下的疫情防控原则和方向，启用以中医观念为主导的疫情防控，很有必要。

病毒如同蚊子，失去生存的“物候”条件自然死亡

人类能够消灭“病毒”吗？答案不言而喻，是否定的。因为，病毒如同蚊子，夏季一过，蚊子失去生存的“物候”条件自然死亡，病毒也是一样的，大自然若不再提供生存的“物候”条件就会死亡，并非人的作用消灭了病毒。年SARS的结束，便是明证。寄希望疫苗对抗病毒，寄希望药物杀灭病毒，只可能是西医的良好愿望，其结果极可能是事倍功半。面对疫情，人类所能够做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易感人群——痰湿体质者度过困难期。当然，不是所有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痰湿体质者，都能够度过困难期，其中原因只能从佛家观念去理解了。

命名是一种分类，分类是话语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西医命名与分类。让中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用西医标准评价中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效果，乃至服用中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都是集体性默认设定西医观念正确，首尊西医的主体、主导地位，置中医于从属西医、辅助西医地位。集体性的默认则是话语权的作用，以命名分类而体现。中医参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是中医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临床部分，并不是中医观念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部内涵。

“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的痰湿体质，并不是今年“物候”造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当事人自身长期食饮过度不良习惯形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事人痰湿体质是内因，“物候”与“疠气”是外因，是“物候”的寒湿与受感染者体质的痰湿恰合，提供了“疠气”生存与运行条件，从而引发疫情。

食饮过度之“度”，指的是每天食饮摄入量与脾胃消化量的关系，“过度”指的是，每天食饮摄入量大于消化量。长期过度食饮不良习惯的后果导致脾虚，脾虚聚湿生痰；脾虚生寒，食郁化火，寒热夹杂，这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的重要内因。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格节制食饮，是重要的前提与基础，具有药物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并不被西医所重视。四类食饮最不易消化，分别是“糕点”、“奶类”、“坚果”、“肉食”。易感人群和发病群体，应当禁食此四类食物，建议大米“米汤”、应季蔬菜，随意饮食。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西医缺乏有效的方法手段，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无奈，不是哪个西医临床医生的责任，事实再次证明，是西医理论自身缺陷的问题。西医的难题与无奈，并不等于中医同样无能为力。实践中，确有中医治疗不效的实例，但这不是中医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医临床医生当事人理论技能欠缺的责任，与西医的无奈是两种不同的性质。中医与西医观念的不同，决定了两种医学的疾病观、疫情观的不同和层次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简便自我判断方法有二，一个是舌苔中后部黄腻，另一个是肥胖超体重。痰湿体质，现实中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城镇和经济较发达的农村。非痰湿体质——主要存在于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率，应该较低或很低。日后，统计学资料或许会提供依据支持这个判断。

基于中医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和疫情的认识，中医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标性、针对性都很明确。促进中医尽早、尽快参与防控与治疗，现实意义重大。我们审慎乐观地看到，增强中医参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目前奋战在一线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工作者，已经用疗效证明并将可能继续证明，中医药具有确切的、良好的临床效果，并且，无副作用和后遗症。特别强调的是，严格节制食饮，是取得与保证中医临床效果不可或缺的基础。

任何药物都不治病，因为，药物使用在“尸体”上没有任何的作用价值，药物只有在生命体上才会有价值作用。凡是认为药物治愈疾病，或者寄希望药物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当属于西医的思维观念。中医观念认为，所有的防治手段只是帮助病家维护、恢复自身的“生命力”，是“生命力”最终保障生命度过困难期而康复。任何手段都不要忘记护住“胃气”，护住“胃气”就是维护“生命力”！

陈家功，男，生于年，辽宁普兰店人，中医执业医师、西医执业医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西医内科临床工作。年开办瓦房店陈家功中西医结合科诊所。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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