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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家高头窑的一代名医

作者简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搞史志、办报纸，一晃四十余年。转眼进入花甲之旅，依然贼心不死，总想窥探进入文学殿堂的路经，找机会偷一把斧子。我的生活信念是：潇洒文章拼命酒，力争活到八十九！

一代名医

一九八六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上午，一代名医白洞走过了七十四岁的生命历程，静静地躺在达拉特旗高头窑乡石山子村家中的炕上，按照乡俗已经穿上了入殓时的“老衣”，命如游丝，只有一息尚存。他的亲人们挂着眼泪守候在跟前，痛苦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这时候，院子里进来一辆骡子车，赶车人从车上扶下一位病人，他们是从几十里远赶来找白洞先生看病的。他们进屋后看到的情形使他们很愧疚，连说不知道白大夫病了。白洞先生示意把病人扶到炕上，他要为病人切脉，可是已无力抬动胳膊，手指抖抖索索，家里人把他的手扶过去搭在那人脉口，那人流着眼泪口述病情，白洞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说：“不怕，你的病几天就能好”，之后口述用药，由他的儿子开了药方。看病的人走后，白洞先生说“这是我看的最后一个病人”。这也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安祥地合上眼睛，与世长辞。

白洞先生幼年时即师从其叔父学医，成家后在准格尔旗西部行医，后辗转到达拉特旗高头窑地区定居，悬壶济世五十余载。他一直是民间医生，医院建立后，因其名望甚高，医院大夫。医院工作的几十年，常常救危难为平安，屡屡治疾患为康复。医院管理总是有提不完的意见，他对这些一概不闻不问，他只关心怎样治病救人。有的住院病人不归他管，有时偷着找他看病，他看过后认为治得不对时，就找主管大夫建议更改治疗方案，对方不听他的意见，他就直接告知患者不要吃那些药，他执手为患者治疗。他为此也曾得罪了一些人，但他考虑的是患者。有一位急性黄疸肝炎患者住院二十多天，每天输液打针病情反而逐渐加重，白洞先生给这人说，“你不要输液了，我给你吃几剂药肯定能好”。为此，医院有人寻白洞先生质询并威逼说，“这个病人要出了问题谁负责?”白洞先生慷慨地回答说“我负责”。之后，白洞先生给这个患者开草药三剂，一共花了十几元钱，一个星期后全然康复。医院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强硬地为患者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证明患者的病确实好了，人们都服气了。医院有人当时有一句名言：不佩服也得秉服。

早年间，小儿麻痹病死亡率很高，国内当时对这种病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上还远没有达到现今的水平，不少人一发现孩子得了这医院治疗，有些办法的都转到外地，没办法的由白洞在当地治疗。结果留下来的大都由白洞先生治好了，转出去的基本都没治住。白洞先生用中草药治疗小儿麻痹成效卓著，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他做的医案笔记详细记载着每一个病例的医治过程。白洞先生对于治疗诸般疑难杂症更是功夫独到，治外地医家之不治，救危绝之症于无望，几十年间数不胜数。有些病人疯疯魔魔，一会儿是好人，一会儿是病人，夜里多梦见妖魔鬼怪，白天精神恍惚萎靡不振，白洞先生治此类疾患圣手独运，有的给以汤剂，有的施以针法，有的纯粹连药也不用，只用朱砂笔写镇魔之符一道，告诉患者有此符保护，任何妖魔都不敢近身，患者把符戴在身上日渐神清气旺，病很快就好了。针对不同疾病不同患者而施以不同治法，非医道高深者绝难驾驭，白洞先生对此类病人司空见惯，他的“神”疗之法其实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人的心理对生理具有重要影响，中医身心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的心理和身体是一体的两面，互为影响。

白洞先生不仅能妙手回春，对一些贫病交加的患者，常常看病不收钱，年长日久他的医术和施舍给许多人留下想头，有的给他送来猪肉、羊肉，有的也许提着一罐羊奶，有的扛着一袋新米，有的拿着烟酒，这些村民表达的是真诚的感激之情，他们和走亲戚看望亲人一样，提医院来找白洞先生，白洞先生也真诚地接受村民们的盛情和礼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白洞先生成为被批斗对象，罪状之一是经常接收群众礼物，叫作“吃喝人民群众”。另一条罪状是看病期间有时以“神”法治病，叫作“牛鬼蛇神”。白洞先生除接受批斗外，医院看病，回家“反省罪恶”。但是，他回家后还是有人找他看病，还是有人送吃送喝，只不过都很小心，看病的人自动在院里放哨瞭人，他开的药方不写医师姓名，俨然像地下工作一样。一个富有意味的事件使白洞先生的境况有了好转。一天深夜，造反派的几个“红卫兵”急匆匆来家找白洞，医院。原来是造反派头目的妻子得了急性脑膜炎，发病急促症状危急，已来不及转院，医院的大夫们束手无策，有人提出让白洞试试看。白洞先生看过病人，众人问他能不能治，他抽了一枝烟，从随身携带的手包里拔出一根三寸多长的银针，从已经不省人事的患者脖子后面一个穴位进针，一刹时全扎了进去。这一针确实神奇，片刻之后病人症状开始缓解，白洞先生拔了针开了两剂药，说“没问题了”。造反派的妻子得救了，病情一天天好转，医院的大夫要给她输液打针，患者本人坚决不同意，说她只吃白洞的药。从这以后，医院上班了，批斗不那么频繁了，态度也明显缓和。白洞先生后来对家人说，他扎的那一针很险，因为进针很深，扎好了能救命，扎不好能立时要命。病人虽然临危，但当时是活人，他扎的这一针关乎病人安危也关乎自身安危。

白洞先生被当地群众奉为神医，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心血之劳，他一有时间就在研读医书，炕头放的《医宗金鉴》和《寿世保元》两部医家经典，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书的边上都磨毛了，他作的医案笔记有几尺厚。他对有些疑难病研究很深，有时步行几十里回访患者。白洞先生是中医学界入境高深的名医，行医严谨，求真务实，既尊古典，又善开创；临床诊断精细，辩证准确；用药审慎简要，组方精良。他一生救治了很多人，对自己患的不治之症也明明白白，他冷静地安嘱后事，思维清晰，情绪镇定。一九八六年正月十六日上午，他反复昏迷，家里人以为大限已到，紧张而慌乱。他醒过来后对守在跟前的儿子说，“我今天走不了，大致还有三天时间，你们安排在正月十九送我”。白洞先生告别人世的时间果真是正月十九日，他身患重病仍然能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死大限，证明他几十年行医过程中屡屡救人于危难，完全缘于医道高深而且对人的生命气数有极其精确的把握。

白洞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不忍老人家离去，在院内设灵堂一个月，每日焚香烧纸，或默默跪于灵前用心灵与老父对话，或娓娓倾诉衷肠回顾难忘的往昔。二十多年后，白洞先生的儿子和孙儿孙女都离开高头窑搬迁到树林召镇和东胜，他们回乡扫墓时总发现有人在坟上祭奠过，那是白洞先生曾经救治过的村民不忘恩德，逢年过节都要祭奠白洞先生。白洞先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白洞先生是我的远房姑夫，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期，白洞先生落难时，我曾去高头窑看望他和姑母。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式房子里，我与两位老人促膝相谈，当时我已是旗革委会干部，我对“文革”的解释以及对未来时势的估计，白洞先生听后深以为然，释去心头的许多疑虑，记得他对我说，“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治不了自个儿的心病，你说的话顶如给我服了一剂良药”。我为他老人家能够释去心头忧患情绪大为好转而深感欣慰。“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白洞先生已彻底摆脱了挨整的状况。旗里给“文革”期间受害者落实政策，这些受害者在“文革”中经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的系被武斗致残，有的是新残加旧疾，这些人提出请白洞先生来旗为他们治病，旗委组织部便借调白洞先生到旗所在地树林召镇，专为受害者诊治疾患。一日傍晚，我请白洞先生和姑母到我家吃饭，老两口与我们夫妻谈叙直至深夜。白洞先生知我略通医道，谈话间说起他解危救急妙手回春的许多往事。我说我想拜他为师学医，他沉吟一番后说：“你不要学医了，你如今当干部，将来生活错不了。我给你一个方子，如果生活困难时，这个方子可保你衣食无忧。”这是一个专治急性黄疸肝炎的药方，白洞先生说治疗急性黄疸肝炎是他的拿手“绝活儿”，屡治屡效，百治百验，他告知我如遇不同症状如何加减用药。我把这个方子保藏起来，三十余年间竟也没派上用场。前年春天的一日，听说我的一个远房侄孙患急性黄疸肝炎，医院治疗两三个月不效，医院大夫已推手不看，大人娃娃都已回到达旗大树湾新民村。我顿然记起白洞先生给我的药方，出去配了两剂药送过去，让他们给孩子服用。仅仅两剂药，孩子服后一天比一天好，不多时竟然痊愈。医院的那位大夫在达旗偶然遇见我的侄子，由于住院时间长，他们之间已经熟悉，那大夫问起孩子的情况，听说孩子服两剂中药后已经全好了，问他药方有没有了？药渣有没有了？医院大夫开的方子？我那侄子竟没敢给人家说来龙去脉，只说是云游医生开的方子，至于药方他原本就没有，药渣也确实没有了。据说呼市那大夫很失望也很着急，最后嘱咐再见到那位云游医生时给他打问一下地址和电话，一定要告诉他。我听了这些后，心里更加敬重白洞先生。白洞先生作古二十多年之后，他的药方仍能济世救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神医。我也深信他老人家“衣食无忧”的话，他老人家当年给我的药方肯定是轻易绝不外传的秘方，那药方融注着他艰辛探索的心血与智慧，他对我的赠予包含着真诚的关怀与信任。

我的眼前浮现出白洞先生的形象：穿着像山区村民一样朴实，神志像得道大师一样深沉。他一生以治病救人为最高宗旨，情怀精诚，心胸坦荡。他工作期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没要过住房，没要求过提工资，没要求给儿子安排工作。他的儿子白绵后来当过医院院长，他老先生在世时竟没有正式工作。如今，他的儿子已经退休，又是一方名医，孙儿、医院的正式医生，他们的业绩足以让白洞先生含笑九泉。

白洞先生，风范长存；一代名医，百世流芳！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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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李娇